记者：可这恰恰是问题之所在，您是否觉得中国正在形成一个新的“二元”经济呢？过去我们讲二元经济，是指农村和城市的脱节。现在那部分由资金、技术、原材料、市场几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支撑起来的制造业不也正是与中国自身的经济相脱节的吗？也就是说，这部分由外资主导的外向型制造业的繁荣，跟作为母体的中国经济有多大的关系？

　　龙永图：两者并不脱节。我们搞加工贸易可以得到一部分加工费，但更重要的是创造了就业机会，解决了就业问题。我们都知道加工贸易我们拿到的利润是比较低的，大头都被外国投资者拿去了，但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就业始终是头等的目标选择，加工贸易正是我们解决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此外，通过加工贸易我们熟悉了国外的技术、管理、市场，这是我们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培训”和准备，是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

　　记者：但有人认为正因为我们鼓励外向型经济，所以压抑了内需经济体的成长，而后者本来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

　　龙永图：怎么会压抑内需呢？

　　记者：汇率、税收、土地价格和劳动力价格都是鼓励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的，而资源又是有限的，比如许多地方政府以非常低的价格，甚至免费向外商提供土地，但内商要想得到一块土地就很不容易，中小内商就更不容易，可我们知道中小企业在世界各国都是就业的主渠道。

　　就入世三年以来的情况来看，第一，我们看到中国吸引外资变成了世界第一；第二，中国的进出口飞速增长。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出疑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被跨国公司定格在了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低利润环节之上？

　　龙永图：我认为情况是在不断变化的。正因为中国目前处于低利润的分工环节，外商才会到中国来投资，外商不是搞慈善事业的，他到中国投资就是要赚钱。他现在为什么能拿走大部分的利润？第一，他有核心技术。第二，他有品牌。

　　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要鼓励投资呢？因为我们首要的政策选择是创造就业机会。另外中国不会永远都处于低利润的分工环节，我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会逐步从低端走向中端，走向高端，但这需要一个过程。等到中国企业在国际生产链当中占据中端或者高端利润环节的时候，就不仅是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了，中国企业也会大量到国外去投资。

　　我认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总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现在之所以出现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转移，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好价格低、中国的市场比较大、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还有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现在外国人到中国能赚到钱，因为他有技术，你没有技术，他有品牌，你没有品牌。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你赚钱太多了我们不欢迎，我们自己搞自己的，那我们就永远都学不到技术、创不出品牌，就会永远落在别人后边。

　　记者：您觉得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是加强了跨国公司的优势地位？比如说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一就是汇率，很多人认为人民币被低估了？

　　龙永图：我觉得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我现在的看法，我们之所以在那么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仍然要保持汇率稳定，首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保证中国经济的稳定，我们不允许人民币汇率在国际压力下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如果中国在压力之下让一点，比如说升值5%，那国际市场马上就会有再升值10%-15%的期望值，这样的话我们的压力会更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不如顶住压力，坚持现在的汇率，让那些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投机者，让那些赌博的人一次一次地吃亏，他们就不冲击我们了。反过来，如果全球的资金都在人民币汇率上进行赌博的话，我们的压力就太大了，我们不能给赌博者任何的机会、任何的希望，我认为现在我们最佳的选择就是维持人民币汇率不变。

　　记者：对经济会因汇率调整而不稳定的担心是不是也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过重？

　　龙永图：我认为汇率因素不是中国出口强劲的主要因素，更不是惟一的因素，不要过高估计汇率对中国出口的贡献，中国出口强劲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造业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记者：为什么在别的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是服务业，而中国却是制造业？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长期保持在30%多一点，这与中国的汇率政策、外向型的发展导向有没有关系？

　　龙永图：我觉得这跟汇率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这主要是与中国现在的经济结构、人口结构和城市化水平有关。中国现在还有60%以上的农村人口，当务之急是怎样加快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出来，比如说如果今后10年到20年能把一亿五千万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变成城市居民，变成城市就业者，那样的话我们就创造了一个一亿五千万的消费群体，这一亿五千万人需要租房，需要交通、教育，需要各种各样的服务业，会极大的推动服务业的需求，因为服务业的发展也是需求驱动的。所以解决服务业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农村的城市化问题，如果中国城市人口占到70%，农村人口只占30%，那服务业就能迅速发展起来。

　　记者：印度的农村人口比例也很大，但是印度的服务业比重差不多占GDP的一半。

　　龙永图：我不知道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我觉得计算方法可能会有问题。

　　记者：您认为中国现阶段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能主要依靠制造业？

　　龙永图：开始只能靠制造业，靠出口，否则农村人口转移不出来。一上来就发展服务业，你为谁服务去？当然中国存在就业观念的问题，很多岗位需要人，但没有人去做，因为传统就业观念接受不了有些岗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一次在美国，一个非常大的老板请我吃饭，吃饭当中这个亿万富翁说你知不知道我儿子就在这个餐馆做服务员，然后他就把儿子找过来向他介绍我说这是中国来的部长，又向我介绍他儿子说他在这里干得很好。这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记者：外资是推动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事实，但是对外资在中国经济中应当发挥怎样的作用，20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论。第一波争论是在1980年代初，争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问题，比如中国是不是又要出现租界了，是不是资本主义又回来了；第二波争论是1990年代中期，背景是1992年之后的三四年里中国吸引的外资超过了此前十几年的总和，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国内品牌比如美加净、活力28等纷纷与外企合资，当时的标志性的事件是乐凯拒绝与柯达合资，《经济日报》因此还搞了一个外资与民族工业的大讨论。这一波争论，主角变成了国有企业，核心问题是要不要保护民族工业；我们观察到从去年开始，关于外资的争论开始了第三波，这一波争论的主角变成了民营企业，比如东方集团的张宏伟，物美集团的张文中，争论的焦点是中国是否对外资过度开放，中国是否会“拉美化”，民营企业是否得到了“国民待遇”。

　　龙永图：我觉得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中国现在确实存在着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过多，我认为中国应该考虑逐步取消对外资企业的优惠政策，打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我们在实践中确实存在许多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待遇，包括银行贷款问题、土地使用问题，还有所谓敏感行业的市场准入问题等等。即便在政策上没有歧视，实施中也有歧视，民营企业还没有享受到真正的国民待遇，因此就引起了对外资企业的反感，我觉得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但另一方面，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减少三资企业甚至不要三资企业。我们还是应该大力吸引外资，我多少年来一直强调这个观点，民营企业也好，国营企业也好，外资企业也好，只要是在中国土地上注册，给中国政府交税，雇佣中国工人，它就是中国企业。我认为现在没有必要再区分企业性质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从来不问你的投资来源，在你的土地上投资就是你的企业，仅此而已。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进行过多的争论，就会错过绝佳的发展时机。

　　现在出现了一个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大转移，我觉得这个转移对中国来说是绝佳的发展机遇，中国可以充分利用外来的资金、人才和技术来发展自己。如果在全球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时候我们出现了阻挡这个转移的想法，那就要使我们丧失一个历史性的机遇。

　　记者：一种观点认为，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国有资本越来越集中到一些垄断和半垄断的领域，金融、电力、石油、电信、汽车等等，而这些大型垄断国企又通过股份制改造、上市以及其他途径和跨国公司结成了分享中国市场的战略合作伙伴。这是不是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处境越来越恶劣？因为民企原来从事的行业在充分竞争下已经饱和，高利润行业的垄断又越来越固化，越来越难进入。

　　龙永图：我觉得不能这么看。中国是有些大型国有企业在海外上市，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吸取了一些资本，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与跨国公司形成了紧密的合作，更谈不上通过这种合作来垄断国内的市场。国企虽然上市了，但管理权和经营权还在国有资本的手里，在涉及到国计民生的行业中我们一定会坚持国有资本的主导权，跨国公司可以增加在这些行业的投资，但是我们不会允许它掌握控制权。

　　记者：1990年代中期抵制外资最厉害的是以乐凯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但现在乐凯也已经与柯达合资，对抗外资的主角换成了大型民营企业，您觉得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

　　龙永图：民营企业应当争取自己在市场经济中的平等地位，但是他们不能把争取平等地位和外资的进入直接联系起来。

　　记者：这个现象是不是说明国有垄断资本与跨国公司有“合谋”的趋势呢？

　　龙永图：我觉得绝对不是这样的，这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