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外资并购是今年中国经济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而在外资并购中，对外资的一些限制性规定是否放宽、放宽到什么程度又是热点中的热点。前几天，有媒体称广东发展银行并购案已经尘埃落地，花旗集团方案胜出，花旗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Associates First Capital持有的广发行股权将超过银监会此前规定的外资持股20%上限，甚至可能达到36%，一时国内外舆论反响强烈，最终竟然使银监会主席不得不特意为此亲自出面澄清。
不可否认，20%持股上限的规定本身可以商榷，在一定条件下，诸如此类的限制性条款可以经过修订法规的程序后适当放宽；但规章本身的合理性与规章的严肃性是两回事，不能借口规章合理性有问题而挑战其严肃性，公然违反；即使是不甚合理的规章，如果把它当作儿戏，那么理论上合理的规章即使建立，也不可能有足够的威信而必定行之不远。而且，限制性规章要想放宽，也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正因为如此，对于这次遭受公众“冤枉”的监管部门而言，这场风波分外令人悲哀，因为它表明本国社会公众内心普遍不相信监管部门规章的严肃性，而是更相信跨国公司、海外大型金融机构游说“摆平”我国政府部门的神奇能力，相信我国政府部门会为满足跨国公司、海外大型金融机构的要求而不惜践踏自己制订的规章的尊严。对于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政府而言，有什么比在本国公众中丧失公信力更可悲、后果更令人担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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