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要想成功，关键是缩小地区差距、城市与城市的差距、以及城乡差距。而缩小地区差距，除了加快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给不发达地区政策上的倾斜之外，关键是要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在发达国家，地方财政收入的45%来源于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如德国，如果某个州的人均收入没有达到全国平均的95%，那么联邦政府就得给其财政转移支付；在日本，即使是最落后的地区，其收入水平与东京相比也不少于一半。而中国目前最富裕的省区直辖市与最贫穷的省份人均收入、人均储蓄都相差十几倍。

　　目前，财政制度的不合理、不科学又导致了各个城市之间差距的拉大。因为财政用钱基本上都是各级政府官员说了算，各个部门用钱也是官员说了算，而高官们都住在大城市，因此投资大多投到了大城市。省里的领导住在省会，其子女在省会读书，于是教育经费也就大量地投在了省会城市。可见，落实各级人大的财政预算决算的职能，扎紧钱袋子，建立民主财政、阳光财政是迫在眉睫的事。

　　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主要原因是农民目前在农村无法创业，只能出外打工，农民的收入很难大幅度地提高。按照土地承包法，承包的土地不能转作他用，只能用来务农；农村金融更是真空，国有银行都已基本退出了县乡。而美国有11000多家为农民和小企业服务的信用社；台湾各乡的农会设有信用部，信用部可以给农民贷款。所以在大陆，破除对农民创业的种种限制，大力发展国家扶持、农民自治的农村合作信用社和农民专业协会刻不容缓。

　　只有缩小了地区差距，才能突破旧的户籍制度，进行广义户籍制度或者叫大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就是除了改户口本之外，还包括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平等化。目前，进行狭义的户籍改革也未尝不可，可以解决诸如夫妻分居的问题；但切不可借户籍改革之名，剥夺农民的土地，不给农民公平的补偿，不解决他们的养老、医疗、住房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