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所在的寨子与我们的军垦农场不同，可以算一个世外桃源。寨子里只有他一个知青，那里的人都待他很客气，环境比我们农场相对宽松，朋友就把我交给他了。惶恐中，我几乎忘了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只记得他的房间里有一箱子书，放在屋子的一角。在那个只有《毛选》的时代里，那一箱子书对我充满了诱惑。我占据了他的屋子，他晚上就去寨长那里睡。白天他出工，我就躲在屋子里看书。那箱书很快就成了我们的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的人是很容易亲近起来的。

　　那几天，他不止一次地劝我：“回农场去吧，你这样逃出来不好。”熟悉了，在好感渐生的日子里，他又常说：“你住在这里不是长久之计，我们可以做到清清白白，可是别人会不相信的，这对你一个女孩子可不好。”我总是很坚决地告诉他：“我死也不回去的！”

　　我怕回去被领导惩罚，怕农场要开会批判我。

　　一个深夜，近11点，我已经睡下了，他忽然来敲门，说我必须得回去，因为朋友们没有搞到通行证，农场已经知道我的情况了，让我回去。无所畏惧的我忽然害怕起来，在那个分别的前夜，我们第一次拥抱在一起了。他对我表白了爱意，而我发现其实我也深深地爱上了他。

　　出乎意料的是，农场当时正好在开展什么运动，我的擅自出走居然没人在意，没有大批判，甚至没什么惩罚措施，我就这么顺当地归队了。不过，这次回来之后，心情有点两样了。有了爱情做寄托，苦难的日子容易捱过去。我们经常通信，有了假期还可以见面。有一年春节，没轮到我探亲，他甚至也放弃了那个年代大家最盼望的探亲假，到我这里来陪我过年。

　　当时，山寨里推荐他上大学，有医学院、师范大学来招生，他得到了名额。但我怕他从大学毕业了，再分到山寨里来，坚持不让他去，而他也似乎愿意陪我一起苦熬。到了1973年，四川的一所铁道大学招生，他又得到了机会。这一次我是主张他去的。当时觉得，大学毕业起码可以在昆明工作。1973年，那一年是我第一次觉得人生有了希望，我们度过了一个快乐的泼水节。我们插队的地方没有火车，铁路只延伸到昆明，我到昆明去送他。记得那年的昆明好像天天下雨，仿佛老天也为我们的分离而悲伤。

　　“上海户口”让我放弃了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