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这些调查方法和结果可以互相补充，但很少商学院愿意承认自己在某方面明显不足。例如，在2002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荣登冠军的斯坦福商学院，在同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第11，在《华尔街日报》排名第45，毫无疑问，这个时候校方和媒体都需要提供某种解释。不仅一个学校在同一年的不同排名中相距甚远，而且在历年排名中的“上蹿下跳”也令人迷惑。
MBA排名的第三个争议就是到底哪种调查方法缺点最少，更不容易受到人为操控。
这个问题不是空穴来风。准确来说，对调查方法的质疑已经集结了一大批MBA排名反对派。在反对派眼里，貌似公正客观的MBA排名调查方法其实漏洞百出。针对《商业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许多人自始至终都不相信学生和院长可以对自己的学校做出客观的评价，因为他们是会直接从排名中受到冲击的当事人，媒体在进行调查时，很难避免学生为了文凭身价而美化自己的学校，也很难要求处于激烈竞争中的院长不计自身成败而公正评价对手。
至于MBA排名常用的其他两种方法，基本情况调查与薪水调查，则涉及最基本的诚实与信任问题。商学院提供的资料常常无法证明真伪，而关于荷包里的问题，人们有时候会诚实地回答陌生人的询问，有时候则视情况而定。如果把MBA排名标准建立在如此不确定的基础上，公信力也许远远不如受税务人员监督的好莱坞明星收入排行榜。
然而，这些争议都比不上最后也是最深的影响：排名在改变商学院的内部生态。有人用“扩散”一词来形容MBA排名现象，MBA排名竟能与核子武器同样令人恐惧，代表商学院内部对排名的种种复杂情绪。
对于排名100名以内的商学院院长，排名如逆水行舟，为了要维持商学院声望于不坠，至关重要的是一套完整的排名战略；而当排名成为商学院品牌的一部分时，也就逼得商学院必须把更多的预算花在公关费用，而不是优先提升课程质量。毫无疑问。
尽管念过MBA的人大多同意，衡量MBA课程价值的唯一指针是教授和学生的质量，但偏偏这两者是最不容易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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