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用一张空头支票来敷衍这个问题：穷人们等吧，再过二三十年，你们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等”实质上就是“要牺牲好几代人来成就改革大业”。既然要“等”，那么茅于轼拖延了“共同富裕成为改革中心”的紧迫性。而我的《请问茅于轼：穷人还有机会富裕么》，不仅判定现在，而且判定未来二三十年内如果还现在改革秩序之中，穷人是没有机会富裕的。《请问茅于轼：还让富人继续先富下去，穷人继续穷下去》，延续我这几年把共同富裕带回政治中心的努力，提出到了共同富裕的时候了。

　　大多数人是穷人，改革是为穷人服务的。如果按照阿伦特《论革命》中政治自由和社会问题（贫困民生）的关系来分析，孙中山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分野思路，就变得很清楚，而且在毛泽东和邓小平身上进一步展开。毛泽东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使用极权手段实现政治自由，暂时搁置社会问题，而邓小平加以改变，知道社会问题政治无法解决，只能转化。邓小平让解决社会问题先行一步，进行改革。所以改革一开始，就是为了解决大部分人的贫困民生。

　　市场经济本来是一种为穷人服务的经济，而不是为富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荷兰，其展开了蓬勃的市场经济。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荷兰，并没有以“国家财富的源泉为焦点，而是集中在贫困和济贫上”。

　　霍布姆斯《反自由主义剖析》中说，古典自由主义把缺乏、贫穷和饥荒登难以解决的问题看得很严重。洛克对私有财产正当性的真正辩解——这一辩解明确的诉诸于共同利益，即消除由来已久的不幸和贫穷，亚当.斯密也将它的全部理论建立在洛克的基础之上：只有建立在私有财产至上的自由经济，才有可能“对最底层的人民”提供买得起的食品价格。

　　在古典自由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制度虽然不能像暴力革命那样意图用直接的手段实现公平，但是它可以像中药一样调和肌体，唱过较长时间的调理，可以通过权利的平等而最终实现繁荣和谐的国度。自由主义者欢迎商业社会，因为他们深信不疑的是，经济竞争（同经济不平等一起），将产生足够的经济繁荣，以增加“最底层人民”的福利、个人安全和独立。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这种观点，与后来约翰.罗尔斯所称“差别原则”有着精神上的维系。

　　邓小平是中国的亚当.斯密。他们同样把把市场经济当作政体的一个部分。当市场经济是政治的仆人时，这时候就是以穷人为目的的市场经济。而当政体为经济和致富服务时，就产生了异化，变为以富人为目的的重商主义经济。重商主义经济是斯密和邓小平同样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