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来，在中国当下，关于财富分配，有两种政治正当性的征战：一个改革共识所蕴含的正当性；一个改革中 “先富起来的人” 自己形成的，最有利于自己的正当性，这正当性是前一种的异化。第一种是第一性的，第二种是第二性的，可是很久以后，一直想消灭吞噬第一种。必须看到，为穷人说话，为穷人提供正当性论证是理所当然正确的。支持为富人说话，提供政治正当性的，是改革中迷失目标的羊羔，还自以为义。
在前自由主义的欧洲社会，绝大多数个人被精英当作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牺牲掉的手段，这些精英把自己当作了整体。这些先富起来的人绝对不应该把自己当作市场经济的化身，当作整体的化身，这样子就让“要牺牲好几代人来成就改革大业”这样的言论出笼了。
绝大多数个人才是改革的动力，而不是企业家。一场战役出色的指挥官固然很重要，可是一个出色的指挥官打不了战，战是士兵打的。指挥官不应该贪“兵”之功。可是如同亚里士多德说，那些为绝大多数人共享的东西，只能得到最少的关注。改革是为了穷人的改革，这是共识，因此渐渐被遗忘。
必须清楚地看到，绝大多数的中国富人是有“原罪”的，基本在一种掠夺性的市场经济中富起来的。也就是贪了穷人之功。这种富人对中国的发展无益，反而有害，应该加以铲除。世界商业报道[biz.icxo.com]所以网络上的仇富（腐）天然正确的，为穷人说话也是天然正确的，其真理程度不下于99%。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昂格尔从世界史采集了下列教训：为防止经济停滞，中央政府必须与人口的大多数人结盟，而反对掠夺性的精英；国家财富和力量，并不依赖于强大的精英阶层，相反依赖于对掠夺性的精英的政治镇压。
在西方，由于自由主义的弱点，绝对所有权、程序正义和自由放任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经济竞争可能导致失“零和游戏”，一方面富者越富，另一方面贫者越贫。这一点不能视而不见。出路坚持政治自由，每一个人独立平等，但经济方面，可以由政府进行再分配，纠正绝对所有权引起社会弊端。对财产权和私人企业所谓的社会效益失去了信心，而更愿意利用国家的立法和行政权力去纠正其弊端并使之变得仁慈博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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