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义而有财”的代价
1943年，英国李约瑟教授到中山大学访问。期间，在粤北坪石一个旅馆中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资本论》的首译者之一、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的王亚南进行了两度长谈。临到分手，享誉国际的中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向时年42岁的王亚南突然提出了中国官僚政治的话题，要王亚南从历史与社会方面做一扼要解释。
听到此言，“平素未大留意这个问题”的王亚南窘住了。为回答这个问题，王亚南此后花费了5年时间，终于完成了中国政治学术史上一部180页的扛鼎之作——《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开创性地解释了60年后仍然困惑中国社会的官商合谋现象。
王亚南分析到，中国人传统地把做官看得很重，其原因不论是为了修齐治平的大道理还是对仁途的热衷，“更基本的理由，却是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
于是，在许多人心中，“做官发财”始终是连在一起讲的。无论其是“达则兼济天下”，抑或是“穷则独善其身”，始终把政治作为达成经济目的的主要手段。而这种倾向，就是直通“贪污之路”的便桥。
汉元帝时，御史大夫贡禹曾上书痛斥官员贪污误国，“……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为在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无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勤谨为，勇猛而临官’……故居官而置富者为豪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此！”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无义而有财者”当官在位，一面需要有“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者造假账，“欺上府”；同时又需要“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为爪牙，供驱使。于是一个贪官，便必然会配合有大批文武污吏和奸商豪霸，其结果自然是相率不讲孝悌礼义，而群以“多财为光荣”了。
如果据此对照上海社保案中，从陈良宇、秦裕、祝均一到张荣坤、周正毅、吴明烈、王成明、韩国璋等等构成的官商勾结，从上海土地动迁中发生的侵害民众利益的行为，从上海某些官员中形成的声色犬马的腐败奢华风气，不能不令人感到触目惊心。
在上海采访的日子里，一位从东北调任上海的离休干部痛心地说:“上海干部队伍缺少交流，几十年的人情风土影响下，干部之间、干部和他身边的商人之间很容易结成利益环节。可以说，上海社保案就是明证。”
“于是，监督机制消失了，即使有监督也形同虚设。这个时候，借助改革旗号展开的越线行为也可以用灰色得以掩盖，在这个基础上搞经济建设，官与商的距离随时可以超越红线。”他向记者特意提到了最近上海市房地、建设、监察、物价、工商、财税、审计、规划等十部门成立的专项整治联席会议，共同下发了《上海开展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工作方案》。作为今年上海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重点，此次专项整治将围绕两个主要方面进行，一是房地产企业捂盘惜售、哄抬房价、合同欺诈、发布违法广告、偷税漏税等行为；二是房地产项目立项、规划审批、设计审批、施工许可、预售许可等环节的违规审批、权钱交易行为和房地产税收政策执行情况。
现在，随着查处上海社保案逐渐进入尾声，一个暴富但不堪回首的时代已经落幕，上海正在反思中前行。正如复旦大学中国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所言：“上海是中国与西方文明联系最紧密的地方。”世界商业报道[biz.icxo.com]这句话隐含的意义是：从上海看全国，上海不过是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中的一角；但如果以上海特殊的历史地位从全国看上海，上海则是五千年文明古国迈向现代文明的大门。
那么，执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仍然不能离开上海这张中国的王牌。这张王牌如何用好，这又是一个需要不断回答的历史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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