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的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再一次勾起了人们对大邱庄的回忆,当消息传到村里时,甚至有村民悄悄跑到禹作敏的老宅子前放起了鞭炮,10多年过去了,村民们对于禹作敏的怀念并没有消逝,以至于这个禹作敏生前的死对头自杀时,他们以这种方式来慰藉曾经的村支书。
500多公里外,毛泽东时代的样板村山西大寨,也因为村支书的儿子修起的一座大庙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凤凰卫视对于虎头山上新修的普乐寺的评头论足,虽然让村支书郭凤莲颇不高兴,却让村民们多了许多谈资,已经有很长时间,没人再记得大寨了。
两个都曾经风云一时的“天下第一村”,如今早已习惯于消逝在公众视野之外,但村庄从来都没有平静过。从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前期的“联产承包”,再到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两个村庄里保存着中国乡村世界清晰而典型的历史图谱。
在新一轮乡村变革以“新农村建设”破题后的2007年夏天,记者游走于这两个相距千里的北方村落。
“共产仙乡”
虽然修通了高速公路,但从太原到大寨,坐汽车穿山越岭仍然要3个多小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深山中的小村落曾经在新中国的乡村史上占据过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今天,如果不是村支书郭凤莲的儿子在村里修了一栋恢宏的大庙,已经很少会有人还记得这个毛泽东时代的“天下第一村”了。
8月底,记者赶到大寨时,郭凤莲正在北京开人大常委会。虽然比起前任村支书、曾经的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差了不少,但郭凤莲依然位列全国人大常委、山西省妇联副主席,她还曾兼任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县委副书记,这样的政治待遇,在今天的中国农村,仍然让绝大多数农民可望而不可及。
大寨是一个土石山区的村庄,耕地极少,既不耐旱,也不耐涝,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农村最为贫穷的那种,但是,1949年之后,在实行激进的社会主义政策的那些年头里,集体化了的大寨显示出无比强大的力量。
全村700亩田分成5000块,散在大山里。陈永贵带领大家要做的是把这些沟、梁、坡,统统改造成能够产粮食的梯田。老一代大寨人的生活起居完全围绕这项工作展开: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到光线暗到无法继续干活才下班。这种艰苦的劳动从1953年开始,到1979年结束,一共27年。不足300人的小村在1969到1977年间,“搬山填沟造平原”,生生地搬倒了39座小土山,新造出了小平原500多亩,不仅养活了自己,还能年年为国家交粮食。
这样的苦干正是那个时代的国家政权最需要的农村景象,领头人陈永贵借此最终当上了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掌管整个中国的农业生产组织,大寨被树为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国家派军队去给大寨修盘山水渠,派科学家去修喷灌、吊车,早在1970年代,沟沟坎坎的大寨就提前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比大多数沃野千里的平原农村都早。
走进今天的大寨,随便一个村民家里,都挂满了他们或者他们的父辈与周恩来、邓小平、朱基等国家领导人的合影。在大寨的历史上,一共有40多位副总理以上的领导人和40多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到访,此外,还有包括16位国家元首在内的134个国家和地区2万多名外宾先后来到过这个太行山深处的小村。从1964年,毛泽东号召“农业学大寨”开始,直到“文革”结束,960万人踏入这个小村子,也就是说中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都要派出一个代表,来看看大寨是怎么回事。
大寨作为中国农村的样板,香火持续不断,火了15年。大寨的许多方面的变化都是由国家的社会改造计划和政策来推动的,在那些年代,这些政策的目的,在于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使得这些村庄成为国家经济中稳定的农业生产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