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思想却从来没有被遗忘，不断的与小平同志改革的“猫论”产生冲突，并时不时的占据了上风，让改革的道路在争论中弯弯曲曲的更加艰难。

　　当时的农民不过是养了几只鸡、喂了几头猪，并用鸡蛋与猪肉到集市上去换些急需的日用品或换点零钱贴补家用，却成了被禁止的行为，成了要被铲除的“资本主义的苗”。最简单的理由是还有人养不起鸡、喂不起猪，为了社会主义和谐和防止出现以养鸡致富的资产阶级宁可大家都穷也不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是大家真的就都一贫如洗，这个世界就只剩下了“社会主义的草”了。一穷二白成了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小平告诉我们的则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农民有些人养了鸡，有些人喂了猪，可能会先富起来，可能会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并不等于是资本主义，而不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结果则必然是整个社会的贫穷。改革前的过去和改革后的发展已经用事实告诉了人们这个无法用任何理由来颠覆的道理。

　　遗憾的是今天中国的房地产中频频出现的调控措施却恰恰正在遵循着“宁可以让大多数人买不起房，也不能让少数人多买房”的旨意。为不让少数人养几只鸡、喂几头猪、买几间房，在拼命的四面围剿，设置重重障碍、增加各种税费、提高市场的交易成本、实施坚决有力的打击与抑制，唯恐天下不乱。寄希望于能在打击少数人不养鸡、不喂猪的情况下，让另外一些本就养不起鸡、喂不起猪的人能拥有鸡蛋和猪肉。结果却不但没有让肉价与房价跌下来，反而让更多的人养不起鸡、买不起房，也反而给了那些有能力养鸡、喂猪的人创造了更宽松的投资机会，更少竞争的发财机会。

　　为了怕有人炒房，于是增加了二手房交易的各种税费与门槛，岂不知历史上和世界各国都在鼓励人们进行适度的梯次消费。富起来的中国人也不再是几代人存几辈子的钱才能永久性的一次到位，只购买一次住房的情况了。一个家庭一生中购买多次住房逐步的改善与提高生活质量早已成为了现实。正是因有从租到购、从旧到新、从小到大随着家庭人口结构、工作位置和收入与消费能力的不断梯次升级的过程，才需要国家从政策上鼓励与支持形成多次梯次换购的行为。

　　没有人卖二手房，又如何让人能从旧到新的换购呢？没有人买，又如何让人能用卖掉旧房的钱去换新房呢？难道一定要让人们空着旧房再另存一笔钱去买新房？难道一定要让本就买不起新房的人也买不起旧房吗？难道让连购买二手房都要贷款和有困难的家庭非得去买新房吗？没有了二手房交易的流通等于断了梯次消费的后路，也扼杀了市场。

　　养鸡可以生蛋发点小财，买房可能有升值也会增加收入，但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苗”，于是倍受打击与虐待。有人说住房是生活的必需品、是“政治”，因此要政府调控、打击与抑制炒房。但鸡蛋与猪肉又何尝不是这种这种“社会主义的草”的政治呢？食品不更是生活必需品中的重中之重吗？否则又何须控制粮价与肉价呢？粮价、肉价与低收入家庭密切联系，但不管是一手房还是二手房房价都与低收入家庭无关（低收入家庭要靠政府来买单保障）。唯一的解释就只能剩下怕民众在养鸡或购房中“发财”了，怕因此而生长出资本主义的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