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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为上市公司选拔独立董事的实践证明,以考试方式进行选拔,队伍虽然建立比较快,但往往缺乏高层经营、管理与监督的经验,“董事不懂事”现象已备受舆论诟病。目前151家央企,即便以将来整合到80至100家的数量计,如果都要求外部董事数量超过内部董事,也必须几百名人才储备。
目前的试点企业外部董事来源,主要是“就近取水”,找的多是原来的央企老领导,而被选择者也感到很光荣,至少觉得自己还很有用,被器重了,而且说明离任审计肯定没问题。但以后呢?
“下一步的挑战,首先就是理想的外部董事资源匮乏。”郑海航建议,国资委可以进一步放开眼界,除了把现有的优秀企业家资源用起来,还可以建立外部董事职业化的选用体系。即使那些相对合格的人才,如果到外部董事的岗位上,也需要进行培训,毕竟是换了公司、角色和行业。目前还没有比较规范的培训体系。
“核心的解决方式是要形成职业董事制度。”安林也这样说。
他认为,外部董事可以从国企来,从民企来,从中介机构来,甚至从境外来。境外来的董事可以发挥独特优势,尤其现在很多央企把战略架构向境外拓展,境外董事恰好可以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甚至人脉资源。目前有少量的例子,但没有形成机制。
如果建立了职业董事制度,年轻董事会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年长董事也会考虑自己的声望,都会更加尽职尽责。
“一句话,推行职业董事制度有利于大家解放思想。这个思路,我和国资委人士做过交流。”安林说,“我个人判断,不排除外部董事可能只是走向职业董事制的一个过渡。” 据悉,国资委已初步建立外部董事人才库。
在“职业董事”之外,安林进一步提到应该优化外部董事结构。
一是行业经验结构。他发现,这次试点,国资委精心挑选的外部董事,可谓尽职尽责,但却存在着行业经验结构上的缺陷。他建议,将试点企业划分为不同类型,并对董事会进行针对性的外部董事选配。
二是年龄结构。他建议多思路、多渠道、多方式地从社会上选配董事,尽快实现“老、中、青”优化结合。
三是数量结构。目前试点企业外部与非外部董事数量比例基本是以7:6、6:5或5:4三种形态过半的。安林提示,如果出现内外部相同数量的董事意见不同,那么,剩余的一位外部董事的态度将成为决定性的,如此出台的董事会决策存在巨大风险。他建议,可以进一步增加外部董事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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