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玉柱的艰难时世

　　1998年8月，史玉柱悄然离开了珠海，把倒地不起的巨人留在了珠海。他要另起炉灶，他要还债。

　　“巨人的债务有两大块，一块是经营性债务，一块是老百姓买楼花的钱。对于经营性债务，我们的设想还是盘活巨人大厦来解决。老百姓买楼花的钱，只能从巨人之外，从新的事业产生的利润中来，因为巨人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这笔钱是需要现金的。这就是我1998年8月离开珠海的动因。”史玉柱说。

　　他开始了负重的二次创业。史玉柱说，这两年如果要回顾的话，主要就是一个字：苦。比1989年刚刚出来创业时还要苦，那个时候苦是苦，但没有心理负担。

　　史玉柱这样回忆曾经在南京的一段隐身生活：“中山陵再往前走，有一片树林子，带一本书，然后带一个面包，为自己充电，管理的书，那时看了洪秀全、毛泽东第五次反围剿、长征，比较悲壮的书，一共一年多的时间，每天早晨10点起床，那时候住宾馆，然后下楼开个车就往那边走，路上买两个面包，一杯饮料，部下都在外面做市场，我就通过电话指挥他们，晚上天快黑了，就开车回来，到了大排档，随便吃一点。”

　　史玉柱最难过的一段日子是1998年上半年，即脑白金上马前后。“那时，我连买一张飞机票的钱也没有。有一天，为了到无锡去办事，我只能找副总借，他个人借了我一张飞机票的钱，1000元，飞到上海，当天赶到无锡，住到30元一晚的招待所时，女服务员认出了我，但她并没有讥讽我，相反还送了我一盆水果。那段日子，我是一贫如洗。”

　　那时，史玉柱交不起手机话费，直到1999年，才重新用上手机。出差主要是坐火车，硬座。很长一段时间，身边的人连工资都没得领。但是有4个人始终跟在他身边，他们后来被称为“4个火枪手”：史玉柱大学时期的“兄弟”陈国、费拥军、刘伟和程晨。

　　费拥军，因为在巨人“落难”后一两年居无定所，跟爱人产生了分歧。“史总建议我，要么让我爱人也到南方来工作？——他知道我是不愿离开他的。后来我跟她谈了，她不同意，我们就离婚了。”与史玉柱一起爬过珠峰的费拥军，说起追随多年的理由，用的是“亲情”一词，“兄弟有难，不能抛下他不管”，“他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背这个包袱的。”费拥军认为，史玉柱很有天分，“同样的事，同样地分析，你就得不出他那样的结论，而且，往往是对的。”

　　5年前，陈国不幸遭遇车祸，史玉柱连夜从兰州飞回上海，全公司停掉业务给陈国办后事。此后每年清明，史玉柱都会带着公司高层去祭奠。此后，史玉柱对高层用车，都只用SUV，并禁止在上海之外自驾车。

　　被多次施以道义讨伐的史玉柱，却有着一支始终不离不弃的核心团队，这与阿里巴巴的马云是何等相似！

　　“神秘人”还债

　　巨人危机后，史玉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似乎已经销声匿迹。债主们对他的怨恨也慢慢变成一种无奈的抱怨。

　　然而，2001年1月30日，珠海一家名为“士安”的公司在《珠海特区报》上打出的一条公告再次让人们兴奋，这条名为“收购珠海巨人大厦楼花”的公告称，以现金方式收购珠海巨人集团在内地发售的巨人大厦楼花。收购方式有两种：一是以100％的价格收购，分两期支付，即现期支付40％，2001年年底再支付60％；二是以70％的价格一次性收购，收购时间为1月31日至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