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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登山?王石带我去登山
“One world,One dream!”
5月8日晨,在海拔8840多米的世界之巅,含氧量不到海平面的四分之一。在空气稀薄的冲刺路上,各族登山队员喊起了北京奥运的口号。
藏族女孩次仁旺姆顺利地接到了最后一棒。9点17分,火红的祥云火炬登顶珠峰。在奥运圣火第一次在8844米的高空熊熊燃烧的一刻,无数观众为之激动流泪。
在光荣与梦想一一实现的时刻,老一代中国登山家的终极使命也随之完成。当他们可以功成身退时,新一代登山健将已经在这一天站上了历史的舞台。火炬接力的最后一棒是一位22岁的藏族女孩次仁旺姆,她已不是第一次站在世界之巅。
与全球瞩目的登顶一刻相比,登顶之后的变迁则鲜为人知。作为珠峰圣火传递主力的西藏登山队,在完成这次使命后,将启动自身的改革——走出国家供养的举国体制,向市场化生存转型。
一代人来,一代人去,30年间,珠峰舞台上上演的剧目总与国运相连。登山运动将褪去政治的釉彩,回归它最初的容貌。而这一切,将成为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的中国30年巨变的缩影。
1975年:北京的西红柿全部失踪
1975年5月上旬的某天,北京全城的西红柿忽然全部失踪。
那时,北京的蔬菜还没有大批量上市,全市仅有的800斤刚从南方调运进京的西红柿,被从火车站直接拉到机场,装上了一架密封、保温、防冻的空军专机,直飞西藏日喀则。
“日喀则军分区早已派汽车在机场等候,每部车配有两名司机昼夜轮流开车,本来要走两天的路程,他们只花了十几个小时,就赶到了珠峰大本营。”西藏登山队前队长罗则在回忆录中写道。
享受这空运蔬菜待遇的,不是高官显贵,是一批正在冲击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就在4个月前,1975年1月初,这批队员从北京出发时,曾受到从“文革”低谷中重返政坛的邓小平副总理的接见。
5月20至24日,队员们在海拔7790米的五号营地被暴风雪包围。危急时刻,在大本营打过入党申请的女登山队员潘多这时被告知,队党委已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5月26日晚,9位队员在海拔8600米的突击营地会合。这其中有8名党员和1名要求入党的青年,这一晚,召开了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一次中共党支部会议。
5月27日下午2点30分,9名队员集体登上了世界最高峰的顶峰。他们的第一件事,是拿起报话机向大本营报告,“并请大本营转告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这个喜讯!”
登山队长史占春回答,“听到了,我们胜利了,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
“1975年的珠峰攀登,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罗则回忆说,主要是要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向世人证明“中华民族离开了‘洋拐棍’照样能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向登山英雄学习。登山队和乒乓球队一样,成为那个特殊年代的一面旗帜。
1992年:多方筹资征服“14座高峰”
登顶之后的岁月是漫长的。30年过去,珠峰还在那里,山下的世界却起了变化。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接待外国登山队成为西藏体委的一项重要任务。1981年又成立了西藏登山协会、登山管理处和西藏登山队。
世世代代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民族继续发挥他们的登山天赋。在1960年登顶珠峰的队员中,就有藏族队员贡布,1975年登顶团队中藏族队员已居多数,罗则之外,还有桑珠、潘多等日后扬名世界的登山家。
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组成的西藏登山队,后来又参加了一系列超越体育意义的登顶活动,向世界宣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对和平环境的渴望。其中最著名的包括:1988年中、日、尼(尼泊尔)三国联合攀登跨越珠峰;1990年中、苏、美三国组成“和平登山队”联合攀登珠峰;1992年中日联合攀登南迦巴瓦峰。
1992年,中共十四大召开,中国确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方向。但体育界仍然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举国体制——以国家财力供养运动队,攻克某一项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
也是在这一年,西藏登山队立下新目标,攀登地球上所有14座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即“14座计划”,这是意大利“登山皇帝”梅斯纳尔率先发起并完成的挑战人类极限的计划,是世界登山界的最高奋斗目标。
为了这个计划,登山队继续依靠举国体制,多方筹措资金。15年间,不包括社会各界的赞助,按登山队人士透露,政府就投入了2000多万元。
2007年7月12日,次仁多吉、边巴扎西、洛则三位藏族登山家集体征服了第14座8000米以上山峰。
这次里程碑式的登顶之后,从大本营传来的不再是政治口号,而是队长桑珠关切的询问:“上面高空风大不大?你们在上面要多加小心,防止手指冻伤”。
全球16位完成“14座计划”的登山家名单中,一下子挤进3位中国人。和32年前一样,中国人再次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的实力。登山队员们因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务委员陈至立的接见。